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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跨国企业不断重构全球研发生产网络，重组各个国家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分工合作图谱。
这其中，中间品通过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与耦合，逐步登上全球产业竞合舞台的中心位置。
大量的中间品贸易，一方面助推跨国企业的生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其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全球业界草木皆兵乃至心惊肉跳。
疫情期间，西方国家惊呼过于依赖中国口罩、呼吸机等产品，以及芯片断货对汽车产业生产的冲击，都体现了中间品兼具重要性与脆弱性的微妙特性。
入世二十余年来，中间品已成为我国主要出口产品，对于供应链安全、产业链升级具有越发重要的意义，对中国参与全球产业合作以及大国竞争博弈同样起到关键桥梁作用。
强劲的中间品贸易：中国成为全球供应链霸主的关键节点
中间品，是指用于生产其他商品和服务的初级产品和工业再制品，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经进一步的生产加工后得以形成最终的消费品。
统计显示，中间品出口占全球货物总出口比重在2013年上升至58.8%的高峰，虽然该比重随后略有下降，但近几年仍占全球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
随着全球贸易的性质从简单的制成品链式交换结构转变为涉及中间品的更为复杂的网状贸易结构，中间品自然而然地成为一国深度嵌入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标志物。
那些参与全球化程度高、进出口体量大的国家对于国际供应链与中间品的依赖度一般也相应更高。例如德国2019年进口的中间品价值为6060亿欧元，占德国货物进口总额的55%以上，占GDP的17.6%，自2000年以来其进口中间品的价值翻了一倍多。
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外贸企业数比2012年翻了近一番。中间品在这一进程背后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中国已连续12年保持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出口国地位，制造业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占比达到20%左右，国家海关数据显示中间品贸易对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
近年来出口表现亮眼的外贸“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中，生产锂电池需要的电芯、生产光伏板需要的涂锡铜带等，都是中间品贸易的热点产品。
乍一看，近年来欧美对华去风险化政策给全球贸易结构带来了明显变化，尤其体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以及东南亚、墨西哥、印度等国贸易额的增长上。
然而，表面数据并不能反映去风险化背景下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
惠誉公司最新分析指出，从中期来看，供应链多元化不足以削弱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的地位。支持这一评估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的份额持续增长，2022年达到约30%。
制造业增加值是一个关键指标，通过从总产出中扣除中间投入的成本来衡量一国对全球制造业的净贡献，提供了对各国制造业实力更为直观的洞察。
中国在中间品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甚至比在最终制成品方面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巩固了自身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保证了自身国际贸易的超高水准，同时反映出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以及深刻融入全球价值链。
惠誉指出，中国与全球中间品贸易的需求居高不下，对近年来部分生产转移给中国带来的冲击起到缓和作用，抵消了制成品出口下降带来的潜在损失。
中间品主要供应国的身份为中国提供了至关重要但又不显山露水的优势，使得中国得以在动荡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比其他许多国家表现出更强的韧性。
此外，不少新兴国家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三四十年前的中国相似，在发展制造业的需求推动下，他们对进口制成品兴趣下降，改之施行鼓励中国中间品出口及产业投资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格局中的龙头地位。
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争锋：效率成本VS“安全”“自主”
中国制造崛起的背后，与千千万万个中国制造中间品的兴起息息相关。
以德国为例，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于与中国的贸易，德国进口的85%的笔记本电脑、75%的自行车框架、87%的婴儿车，以及大量风力涡轮机中的原材料、医药中的半成品、稀土产品、太阳能电池等都依赖中国制造的中间品。
这一情况对于其他欧洲企业同样适用。欧央行最新报告显示，近半数企业从中国购买了必不可少的中间品，且80%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如果这些中间品突然不再可用，短期内更换其供应商将非常困难。
受到欧美当前断链脱钩噪音影响，确有一些欧洲公司开始实施战略供应链多元化以及去风险化措施，欧央行报告指出，大约40%的受访者试图从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获得相同的投入，20%的受访者正在采取主要从欧盟国家替代采购此类产品的战略。
不过，这些措施对欧洲企业带来的风险不小。奥地利经济研究所指出，若欧盟与全球供应链脱钩，德国实际收入将大幅下降，短期降幅约为20%，长期约为6%。若仅与特定贸易伙伴脱钩，损失相对较小，如与美国脱钩短期实际收入下降约3%，与中国、英国脱钩约下降2%。
鉴于中国在德国的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重要地位，与中国脱钩预计会对德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在中间品贸易方面，中国与德国的众多产业高度相互依存，脱钩可能导致德国相关部门的供应链中断，影响生产的顺利进行。
此外，与中国脱钩还会对德国多个部门的经济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包括实际增加值下降、利润减少、市场竞争力削弱等，进而影响德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
不同部门受到的影响程度则因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及与中国的具体关联方式而异，尤其是德国的汽车制造、机械制造、新能源等行业，由于对中国的中间品及市场依赖较高，脱钩后将面临生产受阻、销量下降等问题，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较为显著。
当前在海外注册的4万家德国公司中，约有6%位于中国，12%位于美国，然而在德国汽车行业，75.8%的汽车行业受访企业表示依赖中国的中间品，海外投资的30%位于中国，而在美国仅为16%。
德国风能巨头Enercon公司首席执行官泽施基指出，该公司发电机所需的永磁土全部进口自中国，“这能帮助我们制造出体积更小、功率更大、效率更高的发电机”。
泽施基还表示，目前全球市场上对永磁土几乎没有其他替代供应方案，如欧洲从探明矿藏到开采、提炼，再到实际制成成品永磁土，需要至少10～15年。
汉堡港首席执行官蒂茨拉赫则如此回答这个问题，“由于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产出的20%，因此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国家，孤立中国也意味着德国和欧洲繁荣的丧失。”
总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中国脱钩将对德国乃至欧洲多个部门的生产和经济绩效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德国的汽车等行业相比其他行业更加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和中间品，一旦脱钩也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一直更为秉持对华合作态度。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后，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正是汽车协会与汽车界领袖们。除了担心受到中国对等反制带来的市场损失，德国车企们对中间品贸易受损同样忧心忡忡。
欧美对华的断链脱钩，其实质是面对中国产业及科技实力增长之际的一种去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政治考量及闭关自保的意味浓厚，可谓与其此前降低成本、鼓吹效率的全球化理念背道而驰。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经济学家桑德坎普同样指出对华供应链及中间品脱钩将带来巨大代价，“从长远来看德国将损失约1%的经济产出，每年将减少近400亿欧元。从短期和中期来看，只会更加困难，一系列生产都可能出现瓶颈，个别公司肯定会破产，同时个别中间品的供应不足将极大地延迟能源转型或汽车行业电气化。”
中间品带来的黏性韧性：制造业供应链的国际攻防与风险对冲
鉴于中国中间品贸易的体量巨大、产业升级乃至创新增长，对于巩固和拓展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全球优势，平衡与对冲欧美对华脱钩风险起到了积极作用。
1. 对美减少、对“通道国家”增加，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挑战。
受到三年疫情影响及地缘政治纷扰，中国对美贸易额有所下降，对欧增长较慢，同时对东盟等发展中国家则增速较高，且中间品增长明显。
不过，由于中国制造在规模、成本、供应链等多方面优势，欧美国家的多元化或去风险政策可能并未真正减少含中国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只是在推动使用中国中间品向欧美出口商品的所谓“通道国家”的增加。
德国阿登纳基金一份专业报告指出，表面看来这些国家似乎有潜力成为欧洲公司的生产基地，但实质上有可能存在一种“伪多元化”现象。
在东南亚国家中，2021年印尼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占其全部中间品进口的33.8%，越南为29.5%，泰国为28.0%，菲律宾为26.9%，马来西亚为17.4%。
2023年，中国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总额达4.13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占双方贸易总额的64%。正因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工业供应与生产具有很强影响力，使得德国和欧洲公司在该地区建立生产基地时，往往无法完全摆脱真正对中国中间品及供应链的依赖。
在东盟出口蕴含的外国增加值中，中国占比接连超过美国、日本、韩国，从2007年的1.6%上升至2021年的4.7%，几乎增长了2倍。
以中国对越南出口为例，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大部分产品为中间品，越南对中国中间品加以组装或再生产后继续销往美国，既持续推高越南对美贸易额，也保障了中国工业附加值在美国进口产品中的比重。
中国海关总署数据表明，今年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间品出口同比增长18.2%，达到1.1万亿元，占对这些国家出口总额一半以上。
青岛港在过去一年中开通了38条新航线，其中多数通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这些新航线帮助青岛成为仅次于上海和舟山的中国第三大集装箱港口，一季度吞吐量同比增长16.6%，其中相当一部分载有的是中间品。
与此相比，主要出口销往欧美消费品的上海港一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则下降了6.4%。中国港口表现的参差不齐反映了这个全球最大出口国的贸易范式转变，即越来越多的货物运往新兴市场，如东盟、中东和拉丁美洲国家，且中间品在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
2、中间品技术含量提高，中国对供应链全球连接力控制力提升。
近年来，伴随中国对创新研发投入的增加以及中国制造实力的增长，中国中间品的技术含量在不断提高。
2010年至2022年，中国初级中间品占中间品进口的比重由54%降至45.5%，半成品比重则由19.8%飙升至36.1%。与此同时，纺织、塑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间品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并沿价值链向高端环节攀升，2023年出口规模超1万亿元，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下游生产环节提供了关键材料。
中国2023年在汽车、集成电路、锂电池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产品出口较2012年分别增长7.3倍、1.8倍、15.2倍。随着中国在新兴产业中不断布局，中国企业在5G/6G、半导体产品、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等领域中间品贸易同样有望持续上升。
从全球产业竞合角度来看，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中间品的进口增加有助于国内企业的学习、创新、替代及产业优化升级，出口增加则有助于国内企业提高自身对全球供应链的连接力和控制力，进而成为拆解美西方对华断链脱钩的重要手段。
这类中间品产品贸易在不断助推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建立密切的上下游商业产业合作关系，并在技术合作、产品创新、标准对接等多方面形成深度绑定，在一定条件下还有望促进中国制造及供应链设计、生产、服务及营销能力的提升，从而带来更深的护城河与防御壁垒。
中国政府及企业应继续加大科技投入，扩大高附加值中间品产销量，从而推动自身在产业链上不断攀升。中间品贸易发展的背后是产业转型升级，二者应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在出口中间品的同时要避免被其他国家的产业链替代，这就要求中国重点推动研发高技术含量等难以被其他国家快速替代的产品。这些产品相较于低技术含量产品，一方面能够为中国带来较高的附加值收益，另一方面能够为中国提供长期稳定的出口收益。
当然，这与中国企业长期持续科研投入、参与国际竞争息息相关。
3、中间品的创新与科技含量提升，重塑多个区域经济与产业面貌。
全球绿色发展与数字化转型也给中国供应链带来新的机遇。
近些年来，中国在产能、成本方面优势正在助推自身形成越来越多技术优势。2024年全国外贸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外贸领域重点拓展中间品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推进贸易数字化、贸易绿色发展”。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在引领全球发展的趋势上排兵布阵，才能让中国供应链及中间品越发强势与不可替代。
达则兼济天下。通过中间品贸易，中国还得以拉上南方国家赶上全球发展的大潮。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历史上的峰值2821亿美元，同比增长1.5%，展现了双边贸易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着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海关总署数据还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对非洲中间品贸易增长6.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桑百川指出，中非贸易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对带动非洲社会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非中间品贸易占中非进出口总值的68%，助力非洲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进程。
当然，中间品贸易和产能国际合作过程中，如何避免国内产业空心化，乃至有意识地通过政策设计，引导企业整合优化海内外资源，实现产业链升级与国际国内均衡发展，同样是需要引起深度思考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波音公司多起空难、事故、丑闻令其从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的神坛跌落，与其过往数十年中过度产业外包导致的制造能力退化、工业精神衰落有很大关系，值得国内引以为鉴。
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与鼓吹区域化去全球化的一批美西方力量之间，其实正在演绎一场史诗级的拔河比赛。中国要拉动全球火车头继续奔向全球化，中间品贸易是一块不能丢失的战略高地。
强链固钩，才是对付断链脱钩的最好办法。
（作者系北京帕特纳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兼任中国国际商会理事等）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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