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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供图
访谈嘉宾：彭玉平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历史上看，岭南文化大体经历了受容、兼容、包容的阶段，并最终自成一家，不断锻造出强大的包容性、突出的思想性、强烈的忠义性、自觉的创造性等新的品质，有力地丰富并提升了中华文化的格局和境界。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世界级的文化支撑。粤港澳大湾区为岭南文化品牌的全球化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岭南文化应如何在传承和创新中形成世界级的文化品牌？带着这些问题，《南方》杂志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彭玉平，一同来听听他的见解与分享。
岭南文化的独特性与潜力
“岭南文化在平衡与从容中，自信地走向未来”
《南方》杂志：您作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杰出学者，在岭南文化研究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请您简要概括一下岭南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它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的主要差异。
彭玉平：在中国的文化版图中，岭南文化占有一席独特的地位。我们不断通过有效的沟通，从而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南岭不仅使得岭南的气候与其他地区不同，也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南北文化交流。地理上的隔阂使得岭南文化很长时间里自成一体，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主体。许多地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失去原生形态时，岭南却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文化元素，如潮汕话、客家话等方言。
原生态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而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也正是南北文化长期割裂所带来的双面效应。
面对这一背景，岭南文化首先表现出从容和兼容——它不排斥外来文化，积极吸收并主动合作。韶关以北的北方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岭南文化从容发展，直到唐宋两朝开始真正受到影响。那时，岭南文化才开始和北方文化进入深入交融的新阶段。
其中融合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离不开被贬到岭南的官员，他们带来成熟发达的思想。其中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轼最有代表性。两人是中国文化史上绝对的大家，本身思想就有格局，行政、文化能力都是一流的。他们对岭南的影响根深蒂固，带来焕然一新的文化新风。
唐朝的岭南是蛮荒之地，韩愈做好了思想准备。尽管是外地人，他却迅速发现并解决了当地的许多社会问题。他通过改善教育、治理水利、推动社会改革，逐步打开了潮州人的文化视野，并为未来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具代表的就是驱赶鳄鱼，在《祭鳄鱼文》中就有体现。
即便韩愈仅在潮州待了8个月，但一千多年来潮州人民一直怀念他，韩文公祠、韩江等都是对他的纪念。韩愈的到来，虽未能彻底改变潮州，但无疑为岭南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宋代苏轼被贬惠州，他感受到岭南文化与家乡四川文化、长江文化的不同。虽然没有职务上的权力，苏轼依然凭借个人魅力，集资修桥、兴办教育、改变政治生态。“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他认为惠州民风淳朴，并在白鹤峰筑居，准备在那里终老，证明了他对岭南的认同。他不仅对岭南文化表现出认同与热爱，还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岭南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到了明代就是包容，岭南文化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岭南本土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其他文化则在岭南文化的引领下为其服务。“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屈大均在他的《广东新语》中表达了这份对岭南文化的高度肯定，他认为明代时是可以和北方相媲美的。随着岁月中文化的缓缓流动，逐渐到快速，从而有了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明代的岭南文化开始在中华文化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开始引起了北方文化的关注。
再到近代，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岭南的海洋文化迎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海洋文化孕育了冒险精神，生猛而开放，广东人则因其随性与从容的性格，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在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下，近代岭南文化在历史与当代、中国与外国多重文化冲突之下产生了带有主体性、主导性的文化。
岭南文化在全国真正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始于近代。岭南在长期受中原文化深远影响的同时，也迎来了近代海外文化的强势输入，促使其迅速完成蝶变并傲然崛起。岭南文化以一种更具活力和自信的姿态，反哺北方文化，推动了新一轮的南北文化融合。
在这一进程中，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先行者，以卓越的才识与胆略推动了近代革命文化的蓬勃发展，不仅革新了思想，更在实践中彰显出岭南文化的独特气质。
《南方》杂志：您认为岭南文化最具世界级品牌潜力的特质是什么？打造岭南文化品牌的核心特色是什么？
彭玉平：岭南文化的内在品质在不断锤炼中日益丰富，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突出的思想性、坚定的忠义精神、自觉的创造力以及独具一格的雄健豪迈。这些新兴特质为中国文化的格局和境界注入了深远的影响与独特的力量。
其中，第一个特质是生猛，有冒险精神。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广东勇于改革、吸收世界的新型文化，敢于冒险、大胆尝试。广东人有种不怕失败、相信未来、脚踏实地的品质，具有世界文化的格局。
第二是务实。广东人重视能实际达成的事，而对于不着边际、无法实施的就先暂且搁置起来。
第三是从容。广东人的生活不拘小节，比如千万富豪可能是穿着拖鞋的普通人。从容代表随性，广东的地缘特点要求这里的人是实实在在的。世界文化日新月异，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有序的。所以从容是极高品质的文化特点。岭南文化的发展不急不躁，具有大文化的格局，广东人更愿意保持一份平静的文化自信。就像广东人热衷一盅两件的早茶，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力道劲道按照自己节奏来，从容不迫。
正如前几年的诗词热潮，虽然社会曾一度热衷，但我认为过度的热情会破坏文化的平衡，文化的常态应当是平稳流淌、从容自然，过于澎湃的激情往往难以持久。岭南文化正是在这种平衡与从容中，自信地走向未来。
粤港澳大湾区与文化品牌建设
“人文不是点缀，而是湾区发展的压舱石”
《南方》杂志：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为岭南文化品牌的全球化带来怎样的机遇？
彭玉平：在世界版图上，粤港澳大湾区与美国旧金山湾、纽约湾、日本东京湾并称为世界四大湾区。四个湾区经济高度发达，文化教育走在世界前列。粤港澳大湾区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将其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是片面的。
人文建设作为支撑湾区内在力量的关键，深深影响着这一地区的长远发展。一个世界级的湾区，除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外，还需要世界级的文化作为支撑，其中指标包括教育、企业文化等。传统上，广东被认为是制造业的重镇，近年来从制造业向高科技产业转型。高科技的思想是引领性的文化，科技带来的创新和突破也渗透到企业的文化、经济等多个层面。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力量愈发显得不可忽视。人文不是点缀，而是湾区发展的压舱石，湾区发展必须建立在深厚底蕴、蓬勃生气的湾区文化之上。
以文化打底，以文化引领，湾区才能保持长久的活力。岭南文化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软实力，它的深远影响能够代表中国，进行强势输出。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这样的文化不是咄咄逼人的，而是有境界、有涵盖力、容摄力的文化，以亲切从容的姿态和世界对话，为湾区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南方》杂志：“人文湾区”如何提升知名度？
彭玉平：“人文湾区”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建设人文湾区给改革开放后的广东提出了更高远更艰难的任务。酒香也怕巷子深。文化的价值再高，如果没有有效的传播和推广，影响力也会受到极大限制。
因此，文化宣传至关重要，尤其是讲好中国故事。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肩负着重大的责任，重要的是不能局限于办公室，而应深入各个领域、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理论的提炼与发展必须依赖于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只有通过充分的调研与亲身的生活体验，才能从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准确把握文化的核心要素，并提炼出代表当代文化的思想体系。
文化的宣传不仅仅是在国内进行，还应与世界对话。我们不应简单地评判文化的高低，而是要思考文化如何适应当下的时代需求，通过全球视野进行交流与碰撞。通过这种对话，我们可以发现有待提升的空间、有哪些要去掉的杂质以及哪些可以交融，从而提升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
文化的凝聚力往往需要通过政府的组织与规划来实现。广东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何借助地方文化IP来提升城市形象、塑造独特的城市品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肇庆的端砚文化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端砚是历代文人墨客写出的大文章，山水是自然写出的一篇大文章。而惠州的荔枝文化，苏轼是“最强代言人”。通过挖掘和弘扬地方特色文化，可以让历史与现代有效对接，为城市增添独特的文化魅力。又例如广州正在着手“诗词之都”建设，用诗歌丰润人生。文化看不见，但关键时刻它的作用超乎想象，让一个地方的人精神蓬勃、意气风发。
对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解与认识
“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
《南方》杂志：在岭南文化品牌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理解与认识文化的重要作用？
彭玉平：我认为首先面临的是正确认识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文化与经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互动关系。文化不仅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附属物，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先行并引导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错误地认为文化可以“缓一步”，或者将文化发展置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后，这样的思维方式是片面的，且可能导致文化建设的滞后，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
优秀的文化有其内在的力量，它能够有序地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文化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它不仅是社会价值观和精神面貌的体现，更是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
其次是正确处理本地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应当在“守正”与“开放”之间找到恰如其分的平衡。守正是指我们要坚守和发扬本地文化的传统精髓，保持它的历史传承和独特价值；而开放则是要求我们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同时，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
这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态度，有助于为社会提供持续的发展动力。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不仅需要具备更大的文化担当与责任，还要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战略格局，推动文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再次是营造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对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至关重要。“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正如王国维所言，文学上存在一些“固有的习惯”，这些习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文学创作的传统性，但也可能束缚了创新，甚至“杀死”了许多天才。同样，社会中的一些不良行为习惯，往往会扭曲道德标准，抑制善良的行为。例如，扶持救助老人的行为被错误解读或忽视，反而破坏了社会的良知，抹杀了善良的空间。政府的责任不仅是制定政策和法律，更重要的是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普及文化教育、强化社会行为规范，政府可以为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保障。
《南方》杂志全媒体记者、南方+记者 | 张蓓蕾 影子
【本文责编】蔡惠珍
【频道编辑】李卓华 李拉
【文字校对】华成民
【值班主编】刘龙飞 刘树强
【文章来源】《南方》杂志2024年第23期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靠谱配资网站_股票配资专业_美原油外盘配资观点
